北京市检二分院公诉人讲述“首起境外押解台灣犯罪嫌疑人回大陸审...
“您的快递未查收……”“您小我信息已泄漏，如需报案，请按*键……”
“您涉嫌經济犯法，需供给财富明细，请按#键转接查察院……”
恰是以“语音包”群发、主动转接等方法，北京、江苏、山东等地的185名住民在2014年至2016年間，被身处印度尼西亚、肯尼亚的電信欺骗组织前後欺骗2900余万元。
12月21日，我國首起从境外将台灣犯法嫌疑人押解回大陸举行司法审讯的電信欺骗案，即由北京市查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审查并提起公诉的“4·13”跨境電信欺骗系列案（下称“4·13案件”）一审宣判，张凯闵、林金德、张家祥等85名被告人别离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到有期徒刑一年零九個月不等的科罚。本案公诉人之1、该院金融犯法查察部副主任孙晴查察官详解了這起大概案。
專業化团队辦案结果较着
2016年11月2日，“4·13案件”正式移送到北京市查察院第二分院举行审查。
對“4·13案件”，最高人民查察院和北京市查察构造高度器重——最高检公诉厅和北京市查察院公诉部分全程引导督辦，二分院主管公诉的副查察长张早霞担當第一公诉人，并依靠金融查察、收集與電信犯法查察等專業化辦案团队，形成為了“4·13案件公诉组”。
公诉组的查察官们當即開启“白加黑”“5+2”模式，鉴于该案犯法手腕具备长途、非接触性等特色，案件新型疑问、專業性强，二分院充实阐扬專業平台、專業东西、專業本质“三位一體”的專業化上風音波拉皮, ，敏捷审查了全案的468册卷宗，言辞证据1000多份，同時對所有電子证据、判定定见、勘验查抄笔录逐一审查。
查察官们发明，這起案件的发案颇具戏剧性。2014年11月29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栋别墅突发火警，内罗毕本地住民报警。差人赶到救助時发明，别墅内住着不少中國人，而且房間内日本壯陽藥,有大量的德律風、语音網關、電脑等物品，猜疑這是一個電信欺骗“窝點”。厥後，警方将该窝點中犯法嫌疑人全数抓获，此中23名台灣犯法嫌疑人（此中1人另案处置）、13名大陸犯法嫌疑人。肯尼亚警方認為，這些犯法嫌疑人涉嫌触犯该國“不法架設電信装备罪”。因這栋别墅門商标是“46号”，故辦案职員称其為“46号窝點”。
為了依法冲击跨境電信欺骗犯法，庇护公民正當权柄，我國交际部和公安部與肯尼亚方面多方交涉，在2016年4月5日，肯尼亚警方终究赞成，對“46号窝點”的张家祥等36名犯法嫌疑人举行遣返。没想到，途中又起波涛。
2016年4月8日，36名犯法嫌疑人被遣返回國前，在機場的一個可疑行為引发肯尼亚警方注重。警方发明，當天犯法嫌疑人请求上茅厕的人数多、频次高。經告急搜寻，警方在看押犯法嫌疑人的機場逗留区茅厕马桶内，查获了一部手機。
在這部手機中，肯尼亚警方发明了十几個台灣、大陸地域的德律風号码，和多条可疑短信。据此，4月8日當天，肯尼亚警方又破获了另外一個跨境電信欺骗窝點“201号窝點（别墅門商标為201）”，将张凯闵、林金德等22名台灣犯法嫌疑人、19名大陸犯法嫌疑人抓获。
經和谐，肯尼亚警方将“201号窝點”和“46号窝點”的77名犯法嫌疑人、物证均交由大陸警方，配合遣返回國。2016年4月13日，經公安部指定卖力侦察的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将77名犯法嫌疑人押解回京。
“這起案件，是我國初次从境外将台灣犯法屏東借錢,嫌疑人押解回大陸举行司法审讯的電信欺骗犯法案件。因4月13日是押解犯法嫌疑人回京的日子，故而咱们称之為‘4·13案件’。”孙晴说。
公诉组两次退回补侦，把控欺骗团體“公司制”特色
辦案中，“4·13案件公诉组”對质据审查极為严酷，不因辦案時候紧急而低落证据尺度。
為此，公诉组注意阐扬审前步伐的主导感化，依照步伐和实體两方面的证据环境作了過细梳理，制订了具體的弥补侦察提纲，前後两次退回弥补侦察。在第一次弥补侦察以後，公诉组又指导侦察构造再次對關头证据举行调取。终极，构成弥补侦察卷21册，為案件的审查和提起公诉奠基了坚实根本。
“這起特大電信欺骗案中的犯法组织架构，與一般的犯法组织分歧，概况上看起来仿佛是‘公司’，現实上，這只是它的‘隐身衣’。”孙晴说，“這個所谓‘公司’的组织辦理者都来自台灣，比方本案的被告人张凯闵、林金德、张家祥等人，他们在境外组建欺骗窝點，从台灣和大陸招募职員，举行培训，依照周密的分工，施行跨境電信欺骗犯法。”
以被告人之1、来自东北的韩刚為例，他就是被台灣被告人林金德所招募，前後屡次出境从事電信欺骗勾當。後其依照林金德等人的请求，在老家招募了多名老乡同赴肯尼亚“打工”，说是去當所谓的“话務員、辦事員”。而現实上，“话務員”是“窝點”中担當“一線”“二線”“三線”接听岗的電信诈哄人員。“46号窝點”“201号窝點”仅是跨國欺骗组织的“德律風组”地點地。其犯法头子俗称“金主”、卖力长途提赃款的“取款组”、卖力供给通信保障的“通信组”，卖力编写“话術单（欺骗脚本）”的“脚本组”，都别离处于分歧的國度、地域，相互之間其实不交织。
韩刚等人到了“窝點”後，會接管必定的培训，尔後起头介入“三步走”電信欺骗勾當：
第一步，“窝點”中專門的電脑手（一至二名），天天經由過程互联網向我國大陸地域住民群发语音包。来電号码可以随時变动，因而，大陸住民會收到固定语音来電“您有快递未查收……”或“您的醫保信息呈現毛病……”
若是接德律風的人想進一步得悉详细信息，语音德律風會指导接听者按“某数字键”，一旦按下，“一線”會和接听者谈天，“收件人是您的名字……德律風是否是……”“一線”經由過程各类“查對”，套取被害人的小我信息。
第二步，“一線”如樂成加深被害人的迷惑，便會進一步拐骗被害人“小我信息已泄漏，需报案，请按*键转公安构造”。尔後，假冒民警的“二線”登場。他们一般欺骗履历丰硕，會向被害人通报信息：“您小我账户涉嫌犯法，需進一步核對，请将您名下資金都转账到司法构造‘專門账户’，咱们進一步审查。”
一些被害人到“第二步”就打款了，若是另有迷惑，那末就呈現“第三步”——
“二線”引诱被害人找查察构造，“按#键，德律風转接到查察院”，因而，“三線”登場。“三線”常常是“窝點”中欺骗“营業”更纯熟、说话表达能力强的人。“201窝點”中便有一名台灣“三線”王玮琨，他在海外受過高档教诲，因投資失败、债台高筑，為“赚钱快”而来到肯尼亚入伙。
“一旦‘三步走’後‘转账’產生，窝點便會将被害人的小我信息、打款账户等通报给境外‘取款组’，欺骗完成。”孙晴阐发说，固然很遗憾今朝“金主”尚没有抓获，但根据在案的全数证据——犯法嫌疑人的供述、物证书证、電子证据等，公诉组認定這两個“窝點”均為電信欺骗犯法团體。
不放過蛛丝马迹，从罚没電脑中发明“印尼行骗”
“中壢當鋪,4·13”跨境電信欺骗檀卷宗的電子证据十分首要，對公安构造與查察构造而言，难點在于证实電子证据的“無污染性”，即原始的、真正的证据属性。為此，查察官们曾專門就教相干專家。
在甄别電子证据的進程中，公安职員和查察官们在“201窝點”罚没的電脑数据规复中，发明了一些特别的“返乡订票记实单”。恰是對這些蛛丝马迹的不放過，讓本案“201窝點”相干欺骗份子的“印尼行骗”犯法记实進入司法视線。
查察官们审查证据发明，“201窝點”的卖力人及其部門成員，在去肯尼亚以前，曾在印度尼西亚从事過两次電信欺骗勾當。一次是炎天、一次是冬季，在印尼分歧的处所从事欺骗，涉案金额高达2300余万元。
继续查究中，此外11名曾在印尼介入電信欺骗、尔後返回大陸未加入肯尼亚欺骗的犯法嫌疑人，被公安构造、查察构造锁定。經北京警方公布通缉令，這11個犯法嫌疑人陸续被访拿归案。
在“印尼行骗”证据发明後，若何肯定被害人，成為摆在辦案人眼前的重大课题。究竟结果欺骗团體天天发出的语音包是海量的，如安在浩繁报案者中找到本案的被害人？
“咱们采纳了三要夙来肯定被害人。”孙晴阐发说，若是从窝點拘留收禁的语音網關中提取的“通话记实”，能显示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間曾有過通话；若是犯法组织内部Skype软件谈天记实中，呈現被害人的名字、身份证号码、拟打款等信息；若是被害人的转账凭证等证据，显示被害人确切向窝點指定账户之一打款，且時候吻合，那末，可确認该被害人與犯法组织之間的联系關系性和统一性。
据此，被欺骗2900余万元的沈某、苑某等185人，被公诉组确認為被害人，并终极获法院裁决支撑。對被害人的正确認定，既是终极庭审正确認定犯法究竟的根本，也确切保护了被害人的正當权柄。
公诉人“多媒體示证”有力指控，85名被告人認罪吃法
2017年7月18日至20日，由北京市查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审查并提起公诉的“4·13案件”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公然開庭审理。
公诉组充实阐扬指控與证实犯法的主體感化，在庭审前制订了严密的出庭预案，制定的“三纲一书”多达10万字；前後三次經由過程庭前集會，解决了不法证据解除等步伐问题，與辩解人就举证方法告竣一致。85名被告人中，除自聘状師的，司法构造均為其指定了法令支援状師。
法庭上，法庭环抱告状指控的究竟举行了查询拜访，公诉组應用多媒體等情势出示了从肯尼亚欺骗窝點起获電脑中提取、规复的Skype谈天记实，“话術单”文档，對窝點语音網關提取的收集德律風单等電子数据、相干书证、物证及被害人报告等证据，控辩两邊环抱這些证据充实质证。随後，控辩两邊就辩解人提出的犯法团體、部門被告人的责任、量刑情節等问题充实颁发了定见。
公诉方借助專業化辦案团队上風，充实阐扬指控和证实犯法的主體感化，指出：张凯闵、林金德、张家祥等85人组成欺骗罪的究竟清晰，证据确切充实，依法理當認定其為電信欺骗犯法团體，且在境外假冒司法构造事情职員施行欺骗、犯法数额出格庞大、情節卑劣，社會風险紧张，理應依法严厉惩辦。
在最後报告阶段，各被告人向法官、查察官、被害人均暗示反悔，深入熟悉到本身的犯恶行為對社會的風险，經由過程司法辦案進程接管了法制宣布道育，向被害人暗示歉意，部門被告人暗示要踊跃补偿。部門台灣被告人表达了對大陸司法构造辦案和审讯公允公道的感觉，暗示認罪悔罪。
“本案的依法查处，為咱们此後打點此类案件堆集了贵重履历，也彰显了國度依法整治和冲击電信欺骗犯法勾當、果断保护人民大众正當权力的力度和刻意。”采访最後，孙晴说。
【查察官说法】
電信欺骗套路多，绕来绕去都是“钱”
北京市查察院第二分院金融犯法查察部副主任 孙晴
冒没收检法、假冒熟人或银行短信客服、伪基站发送的包括垂纶網站链接的短信、微信假装身份、文娱節目中奖……层见叠出的電信欺骗手腕，彷佛已成了人们糊口中的“常客”，乃至有網友戏称，“這辈子走過最远的路，就是套路”。
实在，固然比年来各种電信欺骗犯法勾當呈高发、多发态势，骗術花腔繁多不竭更新，但并不是分不清、辨不出和躲不外。由于所有的欺骗都有一個终纵目标——“钱”。只要紧紧地捉住“钱”這個關头词，就可以妥帖應答绝大部門的電信欺骗套路。
套路，换而言之，也是纪律。提高對電信欺骗的辨别力，起首必要摸清它的纪律。經由過程持久的辦案实践，咱们总结出了電信欺骗的公式，即“人物+溝通东西+请求”。此中“人物”是指不克不及正确肯定對方身份的拨打德律風、发送短信、收集谈天者，“溝通东西”是指德律風、短信、收集谈天东西等，“请求”指汇款、转账。知足這個公式的，十有八九就是電信欺骗，在接到此类短信或德律風時就要提高警戒，以防上當。
别的，跟着經济社會成长，電信欺骗的“立异力”也不成小觑。好比與傳统“面临面”型欺骗分歧，操纵肆意显号软件、VOIP德律風等技能施行长途、非接触型欺骗犯法家常便饭。乃至有的犯法团伙分工明白，使得電信欺骗形成為了“一条龙辦事”，骗子们在欺骗财產链中各司其职：客服、售後、财政职員、银行事情职員乃至公检法……抛给你一個各种脚色的“奢华套餐”，欺骗路数趁热打铁，坑骗性和蒙蔽性极大加强，讓人防不堪防。
俗语说，披着羊皮的狼。不管骗術若何翻新，“假冒身份”是大大都電信欺骗中首要的一环。犯法份子經常會利用改号软件、假冒相干单元事情职員拨打德律風施行欺骗，是以在没法肯定真伪的环境下，选择挂断後再自动拨打相干单元對外颁布的德律風举行核实才是“上策”和“善策”。在碰着自称司法构造来電時，要服膺“两不會”：司法构造不會經由過程德律風请求當事人供给存款账户暗码等信息，也不會經由過程德律風请求大众将钱款转入所谓的“平安账户”。
套路深深深几许，不幸上當了只能認栽了吗？谜底固然是否認的，由于除增强事先防备，過後的妥帖應答也很是首要。保存好收集谈天记实、付款转账凭证和通话记实详单等证据提交给侦察构造，并向侦察构造具體报告上當的時候、地址、颠末，和對方的德律風号码和早洩,供给的收款账户，如许才能有益于及早破案、实時止损。（孙晴讲述 郑赫南 杨永浩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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